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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地域文化的形成及传统特色

  由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编撰的大型丛书《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分省立卷,其中的《吉林卷》书稿,已通过丛书编委会终审,交由中华书局付梓。在该书编撰过程中,编者对吉林地域文化形成的历史及其传统特色进行了探讨。  

  考古证明,上溯16万年以前,在吉林地域就有人类生活的遗迹。华夏系的燕人、汉族;东胡系的乌桓、鲜卑、室韦、契丹、蒙古、锡伯;秽貊系的秽人、貊人、夫余、高句丽;肃慎系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四大族系,自古以来就在吉林大地繁衍生息。自秦汉建立大一统多民族王朝以来,历代王朝与吉林地域各民族的关系日趋紧密,其行政管理由羁縻建置发展为一般行政建置,各民族间的关系也由“华夷有别”发展为“中华一体”。在漫长的历史中,各民族在这片富饶美丽的黑土地上共同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是多源同归与多元互补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吉林地域文化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文化交融共进史。它的形成与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变革相对滞缓、不同民族文化主导地位的更迭变迁等,为这里人们的文化创造提供了特殊的历史舞台,成就了一方具有魅力的地域特色文化,其形成过程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地理环境的梯度差异导致文化生成的地域差别性。吉林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呈东南高、西北低走向,有明显梯度差异的三大自然生态。自然环境的不同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方式和本土文化的不同。东部长白山区,山高林密,间或有高山盆地,雨量充沛,动植物资源丰富,气候严寒,生存环境艰苦,初始,肃慎系民族在这里采集、狩猎,渐渐由原始蛮荒之地变成满族、汉族、朝鲜族、回族的生活家园,伐木、开矿、畜牧、垦殖等生产活动逐步发展,成为吉林地域文化发源地;中部平原土质肥沃,江河纵横,四季分明,适于农耕,为秽貊系民族世居之地,以农耕经济为主,渔猎为辅,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早较深,吉林地域的农耕文化滥觞于此;西部草原,水草丰茂,是游牧生活的广阔天地,东胡系的蒙古族在这里创造了游牧文化,成为吉林地域文化中亮丽的草原风情。生活在吉林大地的各民族,由于所居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民族的称谓有所变化,尽管在历史上一直深受中原汉儒文化的影响,各民族文化也不同程度地互相渗透,但是,其生活方式和民间习俗,诸如民居、交通、饮食、服饰、交际、音乐、舞蹈以及婚丧礼仪等等,基本保持了由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的三大板块的文化面貌。

  其次,民族政权的更迭造成文化发展的间断性。吉林地域曾经历了夫余、高句丽、渤海、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次第更迭,其文化在明代以前并没有形成以某一个民族文化为主体持续传承的局面,而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类型并存共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发展的轨迹同经济发展一样不是直线上升的态势,而是呈现出间歇起伏的发展特征。

  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地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更迭,出现迁都和文化中心的转移,必然打破以一个民族文化为主导而永久传承的局面。其优点是,在政权更迭过程中,掌权的民族其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同时促进了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相互吸收与融合,从而丰富了本民族文化而形成独树一帜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如夫余文化、高句丽文化、渤海文化等。但只是各领一代风骚,极一时之盛。二是由于战争对民族文化造成的破坏,影响了文化的持续、有序发展。例如:辽灭渤海、金灭辽、元灭金,都使后者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浩劫。除毁于兵燹之外也有自毁,比利时人南怀仁在随康熙东巡时写下这样的见闻:“战争前的许多村镇,其遗迹早已消失。所以如此,是因为鞑靼王以微小的兵力起事,迅速地大规模地从一切城镇中强募军队,为了使士兵失去回到家乡的一切希望,把这些村镇完全破坏了事。”这样,随着民族的兴衰,地域文化呈现潮起潮落、波澜跌荡的曲折历史。

  再次,中原汉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体现了互补性。不同民族文化不是相互对立与排斥,而是相互亲和与交融,在互补中不断发展,历代少数民族政权无不“参汉制,重汉学”同时又“尊祖尚武,无忘旧俗”,经历了由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到以汉族文化为主同时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发展过程,这是吉林地域文化形成的最重要历史轨迹。主要表现为:其一,在本地掌权或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吸纳汉族文化以丰富本民族文化,从而巩固本民族的统治地位。特别是有清以来,清王朝在坚持满族旧俗的同时,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效仿明代的政治制度来建立全国的政权系统,大力吸取并推行汉族文化;其二,中原地区人口向东北的大量迁移,加速了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自清朝乾隆中后期开始、历时百年之久的“闯关东”现象,使吉林省人口至1909年已达560多万,其中大部分是汉族人,他们在大杂居小聚居格局下同原住少数民族居民和谐相处,开荒垦殖、创办作坊、经商贩运、开设私塾,口传师授汉儒文化,在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生产技艺、生活习俗等方面都给当地带来了新气象,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其三,“流人”文化对中原文化在东北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将“流徙罪犯多编管于吉、江两省……缙绅获文字之祸,或罹党狱,恒流放于此”。流人与闯关东的流民不同,多来自江南,是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将士、官员、文人、学者。他们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从事文化活动,传习汉学,不废吟咏,留下大量诗文,形成一股流人文化潮,促进了“北雄南秀”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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