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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所女服务员被杀”旧案,五凶手为何喊冤20年?

原创:红星新闻
1996年8月2日凌晨,河北沧州任丘市政府招待处内,两名女服务员死了:24岁的吴州燕身中30刀,22岁的李梅身中36刀。
案发后,警方侦查一年多,无进展;时任任丘市文化管理站站长崔洪涛,曾因住宿问题与被害人吴州燕发生口角,被警方列为怀疑对象,后又排除嫌疑。后来,警方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后,将崔洪涛再次列为怀疑对象,并进行拘捕和审讯。

“招待所女服务员被杀”旧案,五凶手为何喊冤20年?

∆ 沧州本地媒体当年刊发报道《鏖战一年擒真凶》
据事后警方撰写的材料,“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凌厉的心理攻势下,崔洪涛终于败下阵来”,交代了他伙同崔小东、邢劲松、徐卫、胡滨预谋报复杀人的过程。警方随后抓获其余四人,一一审讯。据警方材料,最终,五人均交代了犯罪事实,案件告破。
此后是长达7年的法院审理过程。1999年,沧州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崔洪涛、徐卫、邢劲松三人死刑,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小东有期徒刑三年,以包庇罪判处胡滨有期徒刑六年;2000年至2006年,河北省高院三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沧州市中院三次维持原判。
直到2006年,河北省高院作出判决,认为原审判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判处崔洪涛、徐卫、邢劲松三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人提出了申诉。2013年,河北省高院驳回申诉,认为本案不符合再审条件,维持原判决。
自一审开始,崔洪涛等五名被告人均辩称无罪,提出,原来的有罪供述是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诱供形成的;法院则认为,被告人指控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诱供,经查不实,不予采纳。
如今,胡滨、崔小东早已刑满释放,崔洪涛等三人仍在监狱服刑,五人及其亲属仍在“喊冤”。
2019年4月,知名律师徐昕等人接受委托,介入该案申诉。徐昕表示,本案定案,仅凭口供和两枚灰尘鞋印,没有任何客观证据,没有目击证人,没有找到凶器,犯罪动机牵强,河北高院最后对崔洪涛等三人由死刑改判死缓,属于典型的“疑罪从轻,留有余地”。
女服务员雨夜被杀
悲剧在雨夜中发生。
1996年8月2日凌晨5时30分,任丘市公安局值班人员接到任丘市招待处保安的电话,两名女服务员吴州燕、李梅被杀死在该招待所二号楼内。
据警方的现场勘查笔录,24岁的吴州燕身体匍匐,倒在招待处大厅柜台前的血泊中,手中紧攥着一串钥匙;22岁的李梅身体蜷曲,死在招待所的101房间。两人均身中30余刀。

“招待所女服务员被杀”旧案,五凶手为何喊冤20年?

∆ 案发任丘市招待处二号楼,如今更名为“怡宾楼”
两人均衣着完整,值班室内桌上放着数百元钱,抽屉内亦有3000余元,均原封不动。经现场勘查和分析研究,警方排除了奸杀、盗窃或抢劫杀人的可能性,认定此案系仇杀或报复杀人,犯罪分子系两人以上的青壮年。
时任辖区城区公安分局局长崔炳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据他回忆,“凶手非常残忍,不知道和两名女服务员有什么深仇大恨。”
当日,自凌晨至清早,雨一直下。警方在李梅尸体附近的地面上发现一枚水渍鞋印,在大厅地面上静电提取灰尘鞋印二枚,在大厅柜台上提取掌纹一枚。
在警方调查期间有人反映,案发前几天,因为住宿问题,被害者之一的吴州燕与时任任丘市文化管理站站长崔洪涛发生过口角,同在招待处上班的吴州燕丈夫,还动手打了崔洪涛几拳。
1996年8月2日上午9时许,崔洪涛正在单位上班,被任丘市公安局民警带至公安局进行询问,询问的主要内容是崔洪涛8月1日晚间至8月2日凌晨都做了什么。
当晚,其妻郎美静亦被叫到公安局进行问讯。据案件资料,郎美静称,8月1日晚,崔洪涛一直待在家里。
郎美静称,8月2日一早,她去了外地。郎美静在任丘市商业街开了一家文化用品小店。案发前几天,她和崔洪涛商量着要去天津进一批货。8月1日晚,崔洪涛开车回家,准备第二天去天津,当时说好是崔会勇开车去。8月2日早,崔洪涛开车到了崔会勇家,把车交给崔会勇后便去单位上班。
“当时车上除了崔会勇,还有我、我妹妹和妹夫,一共四个人。”郎美静说,案发当晚,崔洪涛整晚未出门,“我记得很清楚,BP机也没有人找过他,2号早晨他正常时间点去单位上班,崔会勇开车接我们去天津进货,晚上10点多回到任丘,也被叫到警察局,作了笔录,然后我、崔洪涛、崔慧勇一起离开。”
“当时,觉得崔洪涛没有什么作案时间和动机,就让他回家了。”崔炳回忆,此后,这一线索被警方长期搁置一旁。
当时的怀疑对象除了崔洪涛之外,还有吴州燕的丈夫。根据警方调查,吴州燕和丈夫关系并不好,其丈夫有婚外情,但是案发当晚,吴州燕丈夫与“情人”在一起,没有作案时间。
此后数月,警方摸排嫌疑人近200人次,“但全部线索经过反复推敲、查证,又都一一否了。”自此,案件陷入僵局一年多。
“限期破案”与匿名举报
“市政府招待处两名服务员被杀,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发案时一个全国性会议正在招待处召开,群众议论纷纷。”警方在后来撰写的材料中称,任丘市公安局面临空前的压力和挑战,“案子拿不下来怎么向全市60万人民交代!”
1997年春天,任丘市公安局开始刑侦体制改革工作。时任任丘市公安局局长李金池决定以此为契机,将侦破此案作为刑侦改革后的首要任务,“限期1997年8月份前破案”。时任任丘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长杜建民、一中队中队长张广军立下军令状,“如同自己给自己戴上紧箍咒。”
案件毫无进展时,一封匿名举报信寄到了任丘市公安局,举报信落款为“一个外地临时打工的人”,没有日期。
“我可以向你们提共(供)就(最)可靠的肖(消)息。”信中称,他认识一名“文化局姓崔的”的男子,1996年7月某日,崔姓男子和包括举报人在内的数人在饭店吃饭,崔姓男子提到“和招待处一个小姐打了一顿架”,非报复不可,“这时我们一个哥们儿当时就发了晕,大哥你不要管了,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非找她去给你报仇不可。”
这封错字连篇的匿名举报信称,该案绝对是“文化局姓崔的指挥的,就看你们公安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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