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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的“家庭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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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一位老人知道我参加了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的电视直播节目《城市荣光》,特地来要手机上的链接。她父母是极资深的地下工作者,“我们一家人在1949年4月过江,悄悄金蝉脱壳躲在上海老人家里。5月26日爸爸领我们出来看解放军。这一幕,上海40后都有记忆。”

  我也算是40后,只是比她小几岁,上海解放时我两岁还差三个月,照理不会留有什么记忆。但奇怪,我回忆中的幼时情景一直有如此画面:晚上,溧阳路家中小书房朝向弄堂的那扇窗,下面一大半用垫子一类的东西挡着,透过上面那截玻璃可看到发红的天空。窗前有个站着的身影,应该是我父亲。

  无法确定那究竟是我自己的记忆,还是后来听“大人们”讲述产生的想象。姐姐曹雷说过,那天晚上家里听到外面枪响怕流弹射入,就用日本人留下的榻榻米挡住窗口。她比我大七岁,对上海解放留下了小学生的深刻记忆,记入题为《迎向了一种新的生活》的回忆文字。“后来,有一些国民党士兵跑到我们弄堂里来,敲老百姓的门,大家都不敢开,其实他们也不为别的,就是想讨身老百姓的衣服换上。我们那一带有好多阴沟被国民党兵的军服堵塞了——我们附近一口井里(后来)捞出很多手榴弹、子弹。兵败如山倒,那都是国民党军队的逃兵干的。”想起来了,我小时候在家后面墙边也挖出过几十颗步枪、机枪子弹,交给了派出所警察。

  姐姐还记得过了一两天,“街上都坐满解放军了。那天还下雨,走出弄堂就看到,街道上,解放军都靠着墙坐在那儿。不扰民,这一点给大家印象特别深。不声不响,已经换了人马。一下子,都变样了。街上贴满了红的绿的纸,上面写满口号……”

  那天上海老百姓都涌上街头“看解放”。不去台湾、和全家都留上海等看解放的父亲曹聚仁,后来在给海外媒体写的报道中说:“一到了南京路,一切如常,满街都是人,热闹得很。亲戚故旧大家见了面,彼此就是这么一句话:‘好了!解放了!’”他说:“从上海市民说,这场战事越缩短越好;‘国军’将领的凶狠残酷,使得人心完全变向了。”

  我们家所在的虹口直到26日还有枪炮声。“街上只见溃兵自西而东,自南而北,奔向杨树浦方面去。这些溃兵,都是癞皮狗似的,又黑又脏,又困惫,一步步拖着破鞋在街上走……那天上午十时许,我们总算和苏州河南岸的戚友们接通了电话。他们把新闻报上的新闻念给我们听,知道苏州河南的秩序当晚便恢复了。26日上午,电车便已恢复行驶,商店也已开了门,旧法租界更安定得很。”父亲记叙道。27日上午,我家弄堂对面的警察局挂起了白旗,虹口也解放了。

  “我们沿着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走去,一过了跑马厅,只见沿马路的两边,坐着缴了械的‘国军’;他们都是安安静静地坐着……总计有三万人,一直延伸到愚园路底。”至于解放军,“身着淡灰黄色的土布军服,手中提着步枪,不独不住民房,不用民物,连车子都不坐,其纪律之严明,态度之谦和,那是上海市民所不曾看见过的。”

  姐姐还记得那年7月去外滩看庆祝解放大游行,个儿不高的爸爸把九岁的她扛上了肩头。我和哥哥太小,大概没去。我留下关于上海解放的最早记录,是我们姐弟三个在弄堂里学打腰鼓、扭秧歌的照片。另外还有记忆中的空袭警报声、探照灯和高射炮。

  那天在上海电视台做直播的间隙,我问曹可凡、印海蓉有没有听过拉警报,他们摇摇头说:“只有空防演习时。”这就是年岁的差别。我每次看战争电影里城市受到空袭的镜头,就会想起小时候晚上警报声响起,天上出现好多条不断转动的探照灯光柱,有时还跟着高射炮爆裂声和闪光,如同今天节日烟花。我马上会跑到楼梯下小小的三角空间里躲起来,感到安全许多。那是解放头两年的事,后来空袭警报少了,再后来就没有了,我也不用躲了。

  想想我们40后只踩着了战争的尾巴,比起经历了一次次战乱劫难的父母辈和祖父母辈,不知幸运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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